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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细说香港电影里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

    • 来源: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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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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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形成了独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原文化作为母体文化,一直在香港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香港登陆;离香港最近、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规范和约束的岭南文化也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悄然推进。香港本土文化实际上是上述三种文化结合后形成的复合文化体。同时,香港社会在经济上又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经济氛围中,香港电影被赋予了独特的人文内涵和制片模式。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最深刻的、一以贯之的。尽管有如此独特的制片环境,百年的香港电影在多种文化的夹击中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中华文化脉络。香港电影始终高扬传统中原文化的旗帜,富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底蕴。

    转型之前:传统中原文化

      根本性承传60年代中期之前,香港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社会转型亦尚未开始。这一时期香港的本土文化基本上还是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延续,香港电影文化也是内地电影文化的延伸,显示出了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香港电影中传统中原文化的脉络主要体现在恪守中国传统的人伦观、道德观和家庭观方面。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最为重要,为了家庭利益和名誉,个人应忍受屈辱与牺牲;为了家庭和谐,个人必须恪守人伦规范,并放弃一己的利益和幸福,成为承担家庭义务的主体。这一主题贯穿了香港各个时期的影片,在50、6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粤语名片《父母心》(1955)便是非常典型的。影片表现了一个粤剧丑角一家人在濒临绝境的困苦生活中所流露的浓厚亲情。影片一开始,便表现香港经济不景气,加上艳舞流行,尽管丑角在舞台上很卖力气,但观众寥寥。丑角失业了,但为供儿子读书,他不惜每晚在舞台上扮演被人拳打脚踢的“老虎”,以得到十元报酬。如此日夜辛劳,最终病危。他妻子也瞒着他去邻居处接活计,直至累死;儿子完成学业后,终于和病危的父亲见了最后一面,并表示资助弟弟读书,至此,丑角才肯闭上双眼。这一角色被塑造成在严酷的经济压力下拼死捍卫家庭的英雄。这一时期,较为经典的表现家庭伦理和亲情的影片还有很多,如《寸草心》(1952)描写一个贫困的五口之家,夫与妻、父与女都深爱这个家,彼此都不想让对方为自己担心,因而偷偷地为这个家去辛劳,付出了超乎自己体能的劳动,这当中产生了不少误会,但最终一一化解,一家人在热泪中更加亲密和谐。

      和谐统一的文化传统在香港电影中的第二方面,表现为延续传统文化中颂扬患难时守望相助的道德观。这一主题在50年代的香港电影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这些影片均表现出了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与关注,宣扬“同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其中轰动一时的粤语经典名片《危楼春晓》(1953)描写了一群社会底层人物同住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之中,共同面对房主的压榨和失业的煎熬,最后危楼虽然在一场飓风中吹倒,但房客们在司机梁威的带领下团结互助、重建家园的感人故事。影片借梁威之口喊出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是,当年梁威饰演者吴楚帆上街打车时,司机都不肯收费,充分说明了这种传统道德观极受当时港人的认同。另一些影片如《误佳期》(1951)、《一板之隔》(1952)、《水火之间》(1955)、《关山行》(1956)、《十号风球》(1959)等也大力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其道德观和伦理观同30年代内地的左翼电影如出一辙,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意识及仁爱意识对香港电影的深刻影响。

      第三方面表现在对传统观念中女性美德的展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女性为家庭而牺牲个人是最大的美德。香港各个时期都有彰显这一传统美德的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按传统标准塑造出标准的贤妻良母形象:端庄、顺从、任劳任怨、刻苦耐劳、从一而终,并且千方百计地展现她们红颜薄命的受难过程。50年代表现女性的香港影片大都有这样的模式:当经济拮据时,女性们“将仅有的食物供给老人、孩子、丈夫,自己挨饿,且要为赚取微薄收入日夜操劳,甚至瞒着家人去做歌女、舞女,更要安抚灰心沮丧的丈夫……如果家道中落,她总是委曲求全,历经万难,维持这个家,直到丈夫浪子回头。”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女影星白燕主演过数百部影片,常常扮演这种受苦而坚强的贤淑女性。“因此,她在港人的观念里,差不多是贤妻良母的化身,当说到某人的太太贤淑时,会冲口而出:‘她太白燕了!’”可见传统道德观与价值观的魅力。

      中华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正直勇敢、匡扶正义、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在转型之前的香港电影,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但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传统,在银幕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讴歌中华民族气节。

      首先,香港各个时期的电影均有积极正面、导人向善的主题,这些影片多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结局警世。如香港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1913),影片讽刺了庄子之妻在其夫尸骨未寒之时竟讨好新欢,最终因羞愧而自戕;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1925)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主题亦是警世励俗,导人向善。虽然在30年代香港粤语片中掀起了一股宣扬黄色和暴力的潮流,但惩恶扬善的主题并未中断。如《铁骨兰心》(1932)表现了富家女爱恋贫苦青年,并力劝她父亲怜穷济贫;《古寺鹃声》(1932)、《难兄》(1934)等影片亦是劝善警示的题材。50、60年代的《说谎世界》(1950)、《中秋月》(1951)等影片冷嘲热讽、针砭时弊,尖锐地鞭鞑了为富不仁者的丑恶。

      其次,香港电影中贯穿了扬善惩恶的主题。扬善惩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忠勇仁义、锄强扶弱、行侠仗义、嫉恶如仇、匡扶正义等内容。这一主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动作片中。涵盖武侠片、功夫片、枪战片等类型的动作片是香港电影的主要片种之一,分布在香港电影的各个时期。这些影片都具有上述主题。

      在众多的动作片中,以五六十年代的《黄飞鸿》系列片为代表的旧武侠片,均以清末乱世为背景,表现了反抗外强欺凌和惩治内部邪恶势力的主题。影片在展示扬善惩恶的同时,依然在宣扬典型的儒家伦理道德观。黄飞鸿这一形象体现出的是儒家智、仁、勇、忠、恕的品德,《黄飞鸿》系列片体现的也是一个儒家的精神世界:“以父为中心,仁爱为本的人伦世界。武术不是用以征服、争权,而是修身、自卫,或于必要时制止动乱,降服罪恶,是维护道德伦常秩序的一种手段。”而另一著名武侠片导演胡金铨的影片则笼罩着浓厚的历史气氛,探讨中国皇朝腐败的历史悲剧,讴歌古代游侠的侠义之风,树立了香港电影罕见的理想英雄主义形象。在他的影片中,侠士们忠君爱国,锄强扶弱,行侠仗义的观念,嫉恶如仇的情操,乃中国数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最辉煌的传统。

      第三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表现抗击外来侵略和讴歌中华民族气节。这一主题在抗战时期的香港电影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九·一八”之后,香港电影人和内地同胞一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香港电影先驱之一的黎民伟,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亲率战地摄影队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拍摄了记录上海军民抗战的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两年后,香港影人拍摄了第一部抗战题材故事片《战地归来》,影片通过对一个战地归来的军人悲惨遭遇的展示,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香港影坛出现了拍摄抗战影片的高潮,“大观”等六家影片公司同仇敌忾,合作拍摄了抗战影片《最后关头》(1937),表现一群痛感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关头的大学生,热血沸腾地深入各界宣传抗日,最后众人团结一致,共同奔赴抗日战场。“这部影片的幕后工作人员全部是义演义做,影片上映后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抗日事业。”1937至1941年,香港拍摄了数十部抗日题材影片。较有影响的有《小老虎》(1941)和《民族的吼声》(1941)。前者描写一个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成长,表现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主题;后者以充沛的爱国热情歌颂了劳苦大众的正义行为,揭露了卖国奸商的罪行。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37年上海沦陷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上海影人第一次南下香港,推进了香港电影界的抗日浪潮。一方面他们拍摄了一些优秀的抗日题材影片。其中《血溅宝山城》(1938)根据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编写,表现了抗战将士们高贵的民族气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游击进行曲》(1938)“歌颂了抗日的爱国精神,又阐明了要反对强大敌人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的思想。”《孤岛天堂》(1939)、《白云故乡》(1939)、《前程万里》(1940)等影片歌颂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直接描绘了香港同胞热情支持抗日的爱国行动,揭露了侵略者、汉奸、特务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南下”的影人们还通过写文章来促进香港电影界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

      除艺术实践外,香港社会转型之前其电影对传统中原文化的承传还体现在其艺术主张和具体行为上。黎民伟从影之初即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他一生怀抱改造社会的理想,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一方面提出了电影应该具有移风易俗、辅助教育和改造社会的作用,而决非一味地追求娱乐;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认为自己从事电影工作的初衷就是为了国富民强。如1926年黎民伟创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时,在成立宣言上就提出,要通过电影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体现了其用电影促进国富民强的主张。

      在转型之前,香港影人还多次进行“电影清洁运动”。1935年香港华侨教育会针对当时一些宣扬封建思想、庸俗、无聊的影片,号召有责任感的电影工作者不要拍摄落后题材的影片。3年之后,黎民伟等人针对一些渲染低级色情的影片再次发起电影清洁运动。40年代末,香港粤语片影人还针对当时粤语片中神怪、武打、色情元素充斥的状况,又一次发起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他们于1949年分别成立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发表了《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表示今后要“停止拍摄违反国家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人负己,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香港影人的几次行动既表现出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香港影人最难能可贵的行为表现在香港沦陷时期。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在日本人的威逼利诱面前,许多香港影人也表现出了高贵的民族气节。他们一部分回内地参加抗战,一部分转赴南洋,一部分隐居改业,没有一家制片公司同敌人合作,也没有一个从业人员沦为汉奸,这使日本侵略者妄图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建立敌伪电影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灭。著名影人侯曜还因拒绝日寇的利诱、坚持拍摄抗日影片而被捕,面对日寇的屠刀,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残酷杀害。香港电影史上这壮烈的一页,既表现出香港影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传统中原文化中的民族气节在他们心理上所占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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